NG体育最新地址一文看懂中国公共健身空间演进史会员制的室内健身房？免费且开敞的公园绿地？住所周围的路边？或者家中的阳台和客厅？如今的运动似乎不受制于场所，只要你想，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运动起来。

　　随着现代人“健康生活”理念的不断深入，健身NG体育APP下载入口，作为“主动健康”的重要形式之一，已愈发受到个人和国家的关注与重视。2016年，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规划纲要》，“提高全民身体素质”作为单独一个章节被提出；2020 年全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倡导全民健身”是“改善民生，推动社会事业改革发展”的议题之一，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意义。

　　可见，加强公共健身设施建设、建造用于“大众健身运动”的城市公共场所，是构建“健康”城市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议题。

　　中国的 “公共健身空间” 有着同西方截然不同的历史演进历程。自20世纪初传入至今，中国的公共健身空间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健身厅时期、健身场时期和健身室时期。

　　这三个时期的健身空间本身的特点及其健身活动的内容和组织，都体现了中国相应时期的社会文化的特色。

　　解决当代诸多公共健身空间营造问题的关键，在于梳理和明确“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共健身空间”，而这一问题的答案需要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之上。

　　我们如今所说的“健身”一词源自西方文明，最早可溯源至古希腊时期，但这并不代表古代中国没有与之相对应的以健康为目的的运动形式。

　　虽然在中国“重文抑武”的背景下，运动并非社会主流文化，但中国传统文化中依然孕育出了“导引”和“习武”两类“健身”形式。

　　“导引”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接近西方语境下的“健身”的形式。其作为道家以“延年益寿”为目标的养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西方学者称之为“道家医疗体育”(Taoist Medical Gymnatics)，甚至认为，中国的导引文化影响了瑞典体能先锋佩尔·亨里克·林（Pehr Henrik ling）的思想，在后者有着巨大世界影响力的体操训练方法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大量导引动作的影子。

　　然而，“导引”并不一味地倡导运动和训练（“久言笑则脏腑伤，久坐立则筋骨伤”—《彭祖摄生养性论》），而是推崇适度或是有节制的健身行为（“不骤行”—《彭祖摄生养性论》）；“导引”也并不是一种集中时间进行的运动方式（“不能一日无损伤，不能一日修补”—《彭祖摄生养性论》），而是倡导完全融入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养生意识。

　　相比于“静”的“导引”，“习武”是一种“动”的中国传统“健身”运动形式，同古希腊的健身运动极为类似（1）。“习武” 在中国封建时期同战争息息相关，以战争人才储备为出发点，面向大众的 “习武” 存在专门的空间和场所。

　　在官方层面，自宋代中期，作为“武举”系统的补充，以教授武术和兵法为目的“武学”是官方“习武”机构；然而在 “重文抑武” 的背景下，“武学”授课内容虽有射箭，但却始终是以教授各类经书为主要的方式，最终沦为供军二代“武转文”（2）的教育机构，被 “府学”完全同化。

　　而在民间，“习武”行为在多个朝代（如元代，清代）都受到了官方的禁止，即便是在官方允许的朝代，民间的习武社团“武术乡社”往往也是“学社山前，平原作场”。活动空间多为普通的空地。

　　因此，中国传统的 “导引” 文化和 “习武” 文化，由于“重文抑武”的社会背景，均没有形成专门的场所，也没有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健身空间。

　　（1）古希腊健身房中的健身运动内容在初期同战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标枪、摔跤等都是重要的训练内容。随着城邦之间的战争逐步由和平的体育竞技所取代，健身房的健身项目也向竞技项目转变，并逐步形成独立的体系和内容。（2）古代的武官在地位上往往低于文官，其背后的原因不仅是重文抑武的社会偏见，更是皇帝对于“武官势力过大”的深层次担忧。武官往往希望自己的子孙能够转为文官，而“武学”的出现则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这也导致即便是“武学”最鼎盛的明代，儒学经典也依然是教授的重点。

　　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的开展大大推广了西方科学知识，“体育”作为西方科学以及教育体系的一部分，也进入了中国教育体系。最主要的表现在军事教育层面，如组建洋务派新军、学习德国兵操和体操、开办军事学堂等等。

　　随后1898年戊戌变法，西方“体育”的概念由军事教育全面进入到中国大众的视野。大量的西方体育运动流入中国，并借助教会学校大力的传播。这些学校在幼稚班中设置游戏课，在中小学的课程中设置体操课，而在教会大学设置体育会，专门负责组织田径、足球等体育项目活动。西方的体育运动得以在中国扎根，体育文化逐步普及。这些均为健身文化的引入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19 世纪末，教青年会进入中国，并于1895年在天津建立了第一个城市级的中国本土青年会机构，1907年，中国青年会的首个自建会所于上海的四川中路投入使用。

　　自建会所摆脱了租赁场馆在功能空间上的束缚，将美国成熟的青年会会所空间模式带入中国（早期的中国青年会自建会所均为美国青年会的建筑师设计）；而作为在美国青年会会所的重要组成部分，“健身房” “体操健身（Gymnastic）” 文化也由此引入中国，成为狭义上中国的第一个健身空间。

　　由于青年会无法预估上海青年人对于“体操健身”文化的接受程度，限于造价，会所内的健身房并未采用美国青年会成熟的“健身大厅”模式，只是一个规模较小的房间。而随着上海四川中路青年会健身房的火爆和健身运动的大量普及，具有鲜明美国青年会特色的标准双层健身房很快的出现在北京、成都、广州、天津等的青年会会所中。

　　这种“两层高并配备了一圈走廊跑道”的大厅成为了当时最为常见的大众健身运动的场所，并成为了中国篮球的摇篮。

　　中国青年会的会所建筑有的拆除，有的转变为其他的城市公共功能（如北京青年会会所成为了电影院，天津青年会会所成为了少年宫，上海西乔青年会成为了独立的体育大厦，提供游泳馆和旅社等功能）。

　　向左滑动，天津东马路青年会会所成为天津市少年宫，2020年4月11日天津市少年宫摘牌图片来源：

　　原本位于青年会中的健身房空间的功能也随着本身定位的改变成为了少年宫室内运动场、独立的游泳馆等。他们成为了中国最早的体育建筑的蓝本，之后，大量的公共体育馆，校园体育馆等大量涌现。

　　同时期，中国传统的“习武”文化也顺应健身文化的兴起，成为定位健身的“国术”。借鉴青年会的组织形式，全国各地组建“中央国术馆”，推广国术，同西方的体操健身“分庭抗礼”；而民间自发组建的“体育会” 也成为了普通民众习武健身的重要团体，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精武体育会”。

　　在健身空间层面，这些国术馆和体育会借鉴了室内大厅的空间模式，出现了室内的“武厅”；而随着国术的逐步火爆，室内的造价高昂、规模固定的“国术厅”无法承载大量的国术学员，这迫使国术馆和体育会逐步利用庭院、操场、空地等室外公共空间进行训练，作为室内“健身厅”的补充。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中国健身空间的萌芽期。青年会的引入让成熟的“健身厅”模式进入中国，传统的“习武”也转变为受大众欢迎的“国术”，逐步成为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公共健身组织，延续了室内“健身厅”的空间模式。

　　随着抗日战争的打响，青年会、国术馆、体育馆作为强身健体的重要社会机构，被日军定为重点打击对象。除了四川等大后方，其余城市的青年会、国术馆建筑设施基本完全被毁。

　　战后，健身文化逐步复苏，室内健身空间由于造价高昂、建造复杂，恢复速度较为缓慢。简单易得的室外庭院、操场、空地则自然地接替“健身厅”，成为了最为主要的健身空间形式，中国进入了“健身场”时代。

　　除了上述的西方“体操健身”文化和中国传统的习武（国术）文化，“导引”也结合了20世纪初的体育健身方式，以全新的面貌重现，主导了“健身场”对“厅”的取代。其中最大的推动者就是开国主席。

　　早年受到了教育家杨昌济的影响，极其重视体育运动和体育教育。1917年，他撰写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就阐述了中国历史上体育文化的重要地位以及当代体育教育的弊端，并基于中国传统的“导引”的思路，提出“六段运动”，包含6个部分：手部运动、足部运动、躯干运动、头部运动、打击运动以及调和运动，共计30 个动作。采用“导引”的思路来定义“六段运动”，不难看出主席有意识地拉低健身运动的门槛，希望让更多民众加入到健身运动中。

　　建国后，在主席的推动下，1951年11月，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横空出世。它在模式上借鉴了苏联“卫生操”（又作“早操”）的形式；而在运动内容和形式上借鉴了当时在中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日本“辣椒操”（3），最终形成了共10节全长5分钟的健身操内容。这一模式简单低门槛，老少皆宜，极易推广。经过大规模的推广以及各地广播电台的支持，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3）日本“辣椒操”（Radio Calisthenics）产生于1928 年，其源于美国20 年代Metlife公司通过广播播放15 分钟的健身操的方式，采取相同方式播放健身操音乐鼓励广大市民参与健身操运动中，因此也被称为“广播体操”。这一模式后逐步传入中国，因日语发音类似“辣椒”，故也被称为“辣椒操”。

　　“……当北京人出来做广播体操，把最后一个梦魇赶出睡乡，城里整齐的小巷大街，一下子变成了运动场”。前苏联诗人吉洪诺夫50年代来华所作正是描绘了这样热闹的场景。

　　中国广播体操作为这一时期最具代表也是受众最广的大众健身形式，点燃了全民健身运动的热情。这种“只需音乐、不限时间、不限地形、完全徒手”的“新导引”填补了这一时期普通大众对于健身运动的需求，极大地推动了健身空间的室外化进程。城市中的广场、操场、农村耕地旁的空地，甚至是街道，都成为了 “健身场”。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是中国健身文化的高速发展期。“健身厅”全面被室外的“健身场”取代，而“新导引”的横空出世，极大地提升了健身运动的普及，成为了“健身场”中主导的健身形式。

　　随着健身文化的逐步深入，部分健身者开始寻求更具挑战和难度的健身形式，更为专业的室内训练空间开始重新兴起，“健身室”的时始孕育。

　　健身文化普及的深入带来了对新的健身体系的巨大需求。“新导引”这种虽然普及但简单易学的健身方式逐渐无法满足健身爱好者的渴望；传统的“国术”由于的影响，从主流的健身文化体系中消失；“体操健身”体系也伴随着青年会的衰落而逐步式微，仅仅在针对青少年的体育教育中得以保留。

　　健美文化最早于自20世纪30年代传入中国，但影响有限。战后至建国，健美文化逐步兴起，全国逐步出现了大量基于健美运动的团体和健身场所。

　　然而，时期，由于被扣上了“资产阶级体育”的帽子，以“肌肉和形体美”的健美运动被取缔了长达20余年；独立商业运营的“健身房”发展也停滞。健美运动只得以举重的形式部分保留下来。

　　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得到解放，“形体美”逐渐成为人们的追求；以肌肉和形体美为目的的健美运动开始逐步复苏，大量以举重运动为主要运动训练方式的举重馆、健美训练班等在这一时期密集的出现。

　　虽然主要针对专业的健身运动员，但也出现了诸如业余举重队、业余健美队等的民间组织，“健美”运动也逐步由举重运动的附属成为了一项完全独立的运动形式。80年代健美比赛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大众对于肌肉和形体美的追求，主打健美健身的“训练馆”大量出现。

　　由于往往针对专业或是业余运动员的训练，这些“训练馆”的空间极为简陋，大多数都是依附于体育馆，利用其中的某个房间临时改造而成；训练内容和器械也极为简陋，大多使用杠铃作为唯一的器械，少数会采用哑铃甚至是自制的“铁家伙”，而基本训练内容为最为传统的大重量的卧推、硬拉等动作；加上当时绝大部分的健美专业运动员都为男性，女性健美专业运动员较少，这些健身房也基本是属于男性的空间。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通货膨胀让这些强烈依附于健美比赛的早期“健美训练馆”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这些场馆很多拉低健身的门槛，让更多的健身爱好者也能参与到健美运动中；而“健美操”则成为了当时健身房最大的吸引力。伴随1995年中央电视台《健美5分钟》的火爆，“操房”开始成为健身房的标配。

　　健身房不再是冷冰冰的“训练馆”，不再是地下室昏暗的小房间；其中的训练者也不再只是竞技选手，而是普通的健身爱好者，其中包括大量的女性。大量的商业连锁健身房开始出现（如马华健身、信华健身、浩沙健身、张贝健身等）。

　　申奥的成功增加了人们对于运动健身的热情，而非典的发生也进一步给予了民众更强的健康意识。与此同时Fitness理念的引入和普及，进一步带来了健身理念的转型：“健身是一种生活方式”。通过弱化“健身”概念对于健康、肌肉、形体的依附，“健身”进一步拓展到更多的领域，比如饮食、书籍、甚至是社交。

　　以此为基础，健身房也开始向“俱乐部”转型，不再局限于健美健身体系和健身操，而是成为了集合游泳、拳击、SPA等功能的“健康运动综合体”，并进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健康运动社交圈”。不同的健身俱乐部也进一步在训练内容、运营模式、面向人群等方面细化，寻求更具针对性的特色化发展方向。如针对高端人士开设的连锁健身品牌“青鸟健身”，主打微型健身仓和品牌操课的“超级猩猩”，主打互联网运营的“乐刻健身”等。

　　经历了70年代的“职业训练室”、80年代的业余“训练馆”、90年代的大众“健身房”以及21世纪至今的“健身俱乐部”的演化过程，“健身室”的空间也从品质低下、功能单一向着舒适而多元的方向发展。

　　来自西方的“体操健身”和“健美健身”和源自传统中国文化的“导引”和“习武”共同构成了中国公共健身空间的演进背后的文化线种中西方截然不同的健身文化的起起落落，协同其所对应的健身空间模式，共同构成了中国健身空间独具特色的演进过程。

　　不同于西方“室外健身场-室内健身厅-室内健身室”的空间由大到小、由内到外的连贯演进，中国健身空间的演进包含了中西方健身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也受到了战争等社会事件的直接影响，呈现出“室内健身厅-室外健身场-室内健身室”的空间发展轨迹。

　　中国公共健身空间的历史演进反映了西方影响下中国健身文化的发展历程，也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对于“健康”的不同解读和“追求健康”的不同方式，必将为当代健身空间的模式营造奠定理论基础。